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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21日 “然后呢”：学音乐的意义与价值一个原来跟我学琴的“老”学生在停顿了2年之后，昨天来找我，希望继续学小提琴。我想了一下，尽管答应她，但心里很想问她一个问题。但转念一想，还是决定作罢。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最空洞无边的疑惑，每一个人都曾经被这样的问题追问过。那就是：某事的“意义”何在？
我们为什么要学音乐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。学校里申报课题的表格上，总是有一栏必定要填上，而且决不能遗漏——该课题的意义（Significance）和价值（Value）。似乎，生活中意义和价值总是形影不离：就学生而言，来我课堂上回课，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，“意义”可能在于他们又获得了新的知识和经验，获得了有用的启示和帮助，而“价值”或许在于这些东西将来会派上具体的用场，可以由此而拾得信心，赢取工作机会等。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不同，对它们的理解和定义也迥异，这一点毋庸置疑了。
然而，意义和价值毕竟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区别，这种区别不仅仅只是文字上的。其间的疏远只有通过深入体察的“放大镜”才能觉察出来。是的，意义和价值共享着一个基本特性，它们都是相对主义的宠儿。意义总是相对某一主体而存在的，例如，美食评论家的文章对一个西餐店的声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，但对一个根本不喜欢吃西餐的老汉没有意义。价值亦如是：一个破盆子可能在古董商人的眼里价值连城，然而对一个不懂古玩的农民来说只是一个锄地时碍手碍脚的瓦块。
演奏音乐有什么价值呢？学音乐有什么价值呢？教音乐有什么价值呢？在我看来，它们的价值是“有限”的，这是一句尽可能客观的评价，尽管我很不情愿说出来。拉小提琴、学小提琴乃至教小提琴，对于那些不同的人来说，价值都是很有限的。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，一次聚会上同情地问我：“还在教小提琴啊？”我点头，看神态，本以为她会称赞我几句。不料，老同学深情地说：“改行吧，这个领域能有多少市场啊？”然后，摇摇头，表示了她的不解和同情。
言下之意，恐怕读者也能估摸出来。我也打住不做辩解了。毕竟人家是一片好意提醒。最有市场的行当，是歌唱艺术，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，没事可以去KTV亮亮嗓子。可是那个城市会有小提琴的KTV呢？可见与唱歌相比，小提琴的价值偏低一些。其实，在西方的情形也大同小异。基维写音乐哲学导论，谈到历史以来就说：说起音乐，大部分人都会与声乐等同起来。音乐艺术，至少被歌唱门类占去半边天。要不是国内有个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小提琴是何形状估计都搞不清楚。（我们可以问问路上有多少人了解双簧管的样子。）因此，那个同学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毕竟“市场”相比较“小，所以价值偏低。这就是价值的评估守则：市场决定价值。
那么，意义呢？小提琴的意义何在？价值偏低的东西意义也会偏低吗？我想任何一个认真的思考者都不会对此轻易下结论。价值确实会跟意义纠缠在一起，但并不是彼此不分。在所有学科中，哲学或许是最没有用的学问——不实用。哲学不能用来造出一个可以装上去开动的轮子，也不会因为解决了一个深奥的问题而变出一块面包。甚至，它都无法确信地宣称拥有了“真理”——尽管它天天与之打交道。但是，假如没有哲学，我们如何敢说生活和世界还会有希望？这就是哲学的意义。艺术还有功利的一面，抛去了审美性，它还剩下教育功用和娱乐功用。这两种功用给艺术带来的是养家糊口的好处和便利。而艺术的意义则不在于此。意义与价值常常同时在场，但未必总是互为前提。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门票可以售到2300元一张，而这一场音乐会的演出的意义与门票的价值无关。在我看来，艺术真正的意义恰恰源于它的审美性。可以说，审美性是与我们的存在深深卷入的一种特性，艺术的意义也正是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当我们为一部交响曲的主题旋律而怅然或狂喜之时，当我们为一幅大自然的景色而陶醉忘返之时，当我们为一首诗的意境所淹没而充满之时，也是我们生命本真状态的显露之时。因为，在音乐的体验中我们经验了存在的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“真地”在此，意义也就对我们“现身”了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生活、艺术和哲学亲如姊妹，形同一家。
这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学钢琴、拉小提琴、教音乐的意义问题。正如所见，音乐让我们在音乐中守望着什么，坚持着什么，向往着什么，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。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生命整体有着极其深切的关系。所有对艺术的一往情深，必定在与此同时体现了对真理的向往和追求。每个人，都或多或少地会对深藏的东西产生孩童般的“兴趣”——与其说“兴趣”，不如说是一种“急迫”。所有的人都喜好听故事，故事讲述是一种揭示的过程。而“揭示”这个词就形象地体现了我们对看得见的和那未被看见（以及无法看见）的事物的急迫感。孩子总会在父母疲劳的时候追问：然后呢，然后呢？也许父母并不知道故事的结尾，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结尾，也或者结尾就是结尾（王子与灰姑娘幸福地结合了，结束了），但是孩子们会追问。这种急迫，难道我们成年人就不曾有过吗？我们为何一遍又一遍地聆听巴赫？为何一遍又一遍第阅读《红楼梦》？为何一次又一次地凝视《大卫》？因为我们把孩童的一系列“然后”巧饰成了对艺术之真的“急迫”行动。我们正在艺术中一遍又一遍地问“然后呢”？——事实上，我感到艺术本身被赋予着一个巨大的“使命”，那就是帮助人从中重新找到（或去寻找）掩藏在历史的斑驳与经验的尘埃下的人生真相。
或许，艺术之真可以允许无价值的意义，却绝不会允许无意义的价值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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